编者按
柴米油盐、吃喝拉撒，行走坐卧乃至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人生其实都在经济学关注的范围中，这是一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学问。一方面，经济学理应深度介入人们的衣食住行，给出专业的见解，这里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另一方面，对于非专业人士，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听一听经济学家的解释，换个角度思考，或许可以跳出惯性思维。
文 | 卢周来
（《读书》2020年2期新刊）
《凯恩斯会怎么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一书，是美国经济学者特吉凡·彼得格撰写的一部通俗性著作。该书通过阐释和对比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对日常生活中四十个问题的见解，既帮助读者以新颖有趣的方式掌握一些重要经济理论的要义，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进行决策时有更开阔的思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来源：nytimes.com）受译林出版社之约翻译完该书，交稿之际，正好看到微信圈内在传递一条信息：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也即将在北京推行。那么，关于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该书提供了哪些经济学见解呢？由此延伸思考：经济学到底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还是的确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智囊团”的角色？在城市管理中，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从简单化的角度看，有两种一般性处理办法。一种是由管理者无差别回收后进行填埋，另一种是居民按管理者要求进行严格分类后投放，由管理者进行回收再利用。无疑，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管理者会倾向于采取后一种处理办法，即强制性要求居民进行前端的分类投放。但在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下，到底采取哪种办法好，还是要对两种办法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看哪种办法在扣除成本后的相对收益更高。否则，即便是出发点很好，也可能干出违背规律的事。
堆放的垃圾（来源：phys.org）
综合各位经济学大家的观点，把垃圾进行无差别回收,然后进行填埋,其所产生的成本主要有：一是外部性成本。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填埋垃圾的一个主要外部性成本是温室气体排放，几乎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而且问题还在变得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估计，城市垃圾将从二〇一二年的十三亿吨上升到二〇二五年的二十二亿吨，而且越来越集中在城市郊区的垃圾填埋场。二是土地成本。建设大型垃圾填埋场无疑要占用大量土地。这对人口密度相对较高而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的高海拔区域国家来说，日益扩张的垃圾填埋场显然成本太高。土地成本的另一方面，是垃圾场的存在造成周边土地商业价值损失。经济学家估算，居住在填埋场大约三公里内，你的房产价值可能会降低一半。三是导致工业材料及上游产品供应减少。尤其对于废弃的金属制品来说，因为是从矿产中经过工业开采、提炼和加工所得，而矿产资源是用一分则少一分，提炼和加工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人力成本，因此，对其进行填埋，会因人为造成稀缺而不断抬高后续开采、提炼和加工的价格。如果管理者要求居民户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并对其可回收部分再利用，无疑，上述三种成本就会减少支付，由此构成了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的收益。但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同样要付出另外的成本，主要也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运输成本，因为收集垃圾将其运至通常比垃圾填埋场更远的回收利用设施，运输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再回收利用同样需要能耗。按有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某些垃圾回收利用需要的能耗，并不低于直接生产新产品的能耗。三是劳动成本。这是最为经济学家所看重的。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垃圾回收利用前的强制分类，尽管节约了管理者处理垃圾的时间，但如果加上家庭进行垃圾分类以及管理者为确保垃圾分类雇用监督者的时间，总社会时间成本将非常高。克拉克·怀斯曼就公开批评，垃圾分类所需的工时经常被低估或被忽视，导致回收再利用的实际成本被低估。考虑到这一点，他认为，垃圾分类在经济效率上可能被高估。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那些低价值材料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做一些更有利于富有生产性的环境保护工作，“比如用于捡垃圾或研究减少包装数量的方法”。
正因为垃圾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收益计算并非一目了然，且管理者大多是把回收再利用的压力，转化为对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强制要求，一些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而对此持批评态度。比如，史蒂夫·兰兹伯格在《扶手椅的经济学家》一书中就认为，企业其实很清楚哪些再生产品对其更为划算，因此，只要依靠市场进行专业化回收再利用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政府去强制进行垃圾分类。政府需要做的，是把市场认为不具备回收再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即可。他还解释说，对那些土地并不紧张的国家，牺牲掉一些荒野来填埋垃圾，以换得“不用进行垃圾分类的奢侈”，是值得的。另一个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迈克·芒格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有些垃圾回收成本太高，最可取的办法就是把它压碎然后填埋。“虽然沙地在理论上是有限的，但它毕竟不像时间一样有限和珍贵。”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反对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严格来说，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正因为两种简化的一般性处理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到底采取何种办法来处理垃圾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更需要一种组合式策略。做出组合式策略的出发点则是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或者说，最大限度提高社会收益。
为垃圾分类研制的“垃圾分分分”小游戏（来源：sohu.com）
为此，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垃圾回收利用是否划算，取决于类型的不同。有一些材料诸如锡、铝和钢，从最初的原材料中提炼出来非常困难而且很昂贵。因此，回收利用这些产品的回报率也往往很高。但是，对于玻璃和塑料，回收成本通常高于社会收益，而填埋产生的外部性也不会很高，干脆填埋更好。因此，管理者即使是对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也不宜一刀切要求全部回收利用。同时，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建议，管理当局对于垃圾分类，应该在考虑末端处理方便的同时，重点考虑居民的学习成本、分拣的时间成本及可接受程度。这方面,先发国家教训不少。比如，当垃圾分类成本太高时，居民会找到替代性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将垃圾无差别细碎化，然后倒进下水道，致使下水道越来越不堪重负，并且因发酵产生的有毒气体会弥漫到空气中；再比如，管理者在初期被迫雇用大量员工，来监督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更有一些老年居民，因为不清楚垃圾到底如何进行分类，又害怕投放错了被罚款，而把垃圾大量堆放在家里或楼道，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在汲取了许多教训后,先发国家的垃圾分类标准越来越简化。目前，主要国家一般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有毒（害）、厨余”四种。在法国巴黎，就只有三种分类：“可回收、不可回收、玻璃。”
中国部分省份的垃圾分类（来源：sohu.com）
此外，还有经济学家提出，垃圾回收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比如，荷兰环境经济学家彼得·范·贝克林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垃圾回收利用和管理后注意到，发达国家垃圾处理表面上看水平很高，甚至有的国家提出所谓“垃圾零投放”目标，但即使是垃圾处理水平最高的芬兰，大约也就能够处理50%左右。而美国和欧洲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运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垃圾运到发展中国家去处理，培养了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回收再生性产品市场—如中国广东某镇就是专门拆解和回收发达国家废弃手机零部件与贵金属的集散地—并带动了当地就业；但另一方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更大的环境问题。到底如何看待并解决垃圾回收利用的政治经济问题，又必须进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再权衡。通过介绍经济学家对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的看法，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中的见解，尽管有一定分歧，但分歧并不大，即无一例外主张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总成本。对于城市管理来说，这些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有利于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但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本框架的传统主流经济学，是否真的可以包打天下呢？
漫画《违法停车的危害》（来源：sohu.com）
《凯恩斯会怎么做》一书，共包括了五个部分，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得不经常面对的五个场景：一是生活中的选择。比如，在被警察发现的可能性以及被罚款风险很低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把车泊在非法停车处？应该如何去解决与邻居的争议？是否要努力做到随手关灯？二是消费行为选择。比如，能相信二手车推销商吗？如果很有钱，可以付费换来优先权吗？圣诞节我该送礼品还是直接送钱？三是工作领域相关决策。比如，是否应该放弃稳定的工作选择自主就业？如何才能使我的报酬得到提升？我的商业行为是否只是为了利润？四是资本市场行为。比如，如何进行组合投资才能跑赢股市？如何在通胀中生存？如何才能避免在金融泡沫中被套牢？最后是公共选择领域。比如，是否应该支持政府对面临破产的本土企业进行补贴？是否应该担心不平等现象的扩大？卫生保健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等等。而就是在不同场景与不同生活问题中，传统主流经济学的适应性也是不同的。在细读全书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纯粹的市场交易这样的事，主流经济学基本适用。即使某个（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不适用，几乎也有另外一个（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作为补充。这类事情几乎也包括上述五域中资本市场行为的全部以及消费行为选择的部分。对于社会域与公共选择域内的事，应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必须慎之又慎，有参考价值，但都有严格的界限。而对于涉及家庭以及情感或友谊等熟人圈内的事，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几乎不能拿来用，否则就可能被“踢出局”。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来源：usnews.com）
社会域内不能滥用理性选择这样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关于是否可以多付费以换得“插队”的优先权。在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家眼中，付费插在队伍前面，天经地义。比如，游乐园允许多付费的游客排在普通游客前面，或为愿意多付费者开辟专门快速通道。其结果，富人多掏钱，可用于改善游乐园设施与环境；普通游客尽管多花了些时间，但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再比如，富人为了插队优先接受器官移植，他们可能要支付的手术费用是社会成本的五倍。这样，他们可以更快地进行手术，同时为正在排队的人筹集了资金，使一些本来付不起器官移植费用的人也能付得起。在传统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为“优先进入权”而付费，变成了一种“罗宾汉税”，即从富人那里拿钱来帮助穷人。不仅是理性的，甚至还是人道的。但是，更多经济学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多付费换得“优先”权，是有限度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斯称，如果说游乐园这样的地方，多付费换得先进入还可以算作商家用“价格歧视”理论指导的一种商业行为，并且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在器官移植市场上，把效用理论置于道德之上，是一种令人反感的交易，“你可能喜欢这样做，但其他人觉得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把经济学原理带入了道德的灰色地带”。“因为可供移植的肾脏总是短缺的，如果你的孩子即将死于肾衰竭，你还愿意支持富人花钱插队吗？”也正因此，目前的发达国家，器官移植普遍采取的做法仍然是排队。当然，一些急于移植器官的富人被迫向黑市盛行或按付费排序的发展中国家寻找解决办法。《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来源：douban.com）
经济伦理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更是指出，如果付钱插队变得普遍，可能会微妙地改变社会规范，并破坏公民美德。更麻烦的是，这是一种由于经济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与政治不平等。“它可能会让最贫穷的人在交通堵塞和排队上花费更长的时间。”“物质上的不平等是一回事，但总是排在队伍的最后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所以，无论贝克尔之类的经济学家如何主张，但至少在英国或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排队被认为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甚至在公民测试中把是否按序排队作为一项必要内容。在家庭以及以情感和友谊维系的朋友圈内，尽管涉及经济与交易问题，但在处理成员关系时，则不宜使用经济学。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即关于圣诞节礼物。《吝啬鬼基因组学》一书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乔尔·沃德福格尔对学生的调查发现，他们对所收到的圣诞礼物的估价比实际价格低33%。例如，如果礼物价值十五美元，那么我们会觉得它的价值是十美元。沃德福格尔称，这意味着，在二〇一二年美国的假日季，礼物带来的净福利损失总额为四十亿美元至一百三十亿美元。因此，他认为，赠送礼物的做法导致了所谓的净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花费的钱大于获得的效用，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弗里德曼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人们在为自己花钱买东西时,是因为想好了真需要什么才去买，因而钱花得很值；而当他打算把自己的钱花在别人身上，比如给某人买圣诞礼物时，一般首先考虑的是价格，而对礼物的内容不是很在意。由此造成了“资源错配”。为此，沃德福格尔和弗里德曼都反对送礼物，而认为直接送钱或礼品券是最合适的。文章《美经济学家称圣诞礼物不利经济》（来源：zjol.com.cn）
但这种基于“最大化”的观点，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荒谬。正如有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把沃德福格尔和弗里德曼的逻辑推到底，因为交换的只是无差异的钞票和礼品券，亲友之间根本不需要相互送礼，“至多只需要做个电子表格，每个人都在损益账目上注明他们想要送多少”。显然，这与真实世界完全不相符合。那么，弗里德曼到底错在哪里呢？就在于以情感和友谊维系的家庭和熟人圈里，经济交易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相互赠送礼物的功能并不是经济考虑。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礼物：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和功能》一书中指出，赠送礼物的功能主要是建立社会纽带、增进彼此信任。所以，“尽管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效率低下，但赠送礼物在双方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信任、承诺和义务”。这里也有一个极其简单的例证：一对热恋的情侣，在情人节这一天，男孩哪怕只是花一美元买了一朵玫瑰花送给女孩，女孩也是非常高兴的；而如果按弗里德曼的观点，男孩给女孩送一美元，让她自主选择自己更想要的东西，那女孩一定会拂袖而去。正因此，《凯恩斯会怎么做》一书中，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那句名言：玩世不恭的人，就是那些“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其价值”的人。而主流经济学家在用纯粹功利性框架分析家庭以及朋友关系上的表现，表明他们就是那种“玩世不恭的人”！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来源：npr.org）
那么，经济学要想发展，并且能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智慧，应该向何处去？晚近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无疑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行为经济学的崛起，是对应用经济学新困境的一种补救。也就是说，正因为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解释的局限性，尤其在社会域以及家庭域中应用所带来的荒谬性，既给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空间，也反过来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一领域的先驱包括丹尼尔·卡尼曼以及理查德·塞勒等，他们认为，人类的不可预测性、非理性以及非功利性,比起传统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那些抽象模型所认为的要远甚得多。而这一显而易见并且被其他社会学领域视为常识的现象，却不幸一直被传统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因此，作为一门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学问,传统主流经济学要想找到出路，就必须把以往这些被忽视的因素合并进经济分析之中。《凯恩斯会怎么做》一书中，也列举了一些传统主流经济学失灵而行为经济学却非常管用的案例。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提出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来源：newyorker.com）比如，关于如何解决邻里纠纷。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在凌晨仍然大音量放着音乐，吵了你的睡眠，此时你应该怎么做呢？按照科斯定律的观点：如果法律规定你享有安静睡眠的权利，你完全可以起诉至法庭，让邻居要么停止半夜放音乐，要么让邻居为其半夜放音乐每晚付你五十美元的补偿；而如果法律规定你邻居享有随时大声放音乐的权利，则你要么忍受噪声，要么给邻居五十美元，换来他不要半夜放音乐从而你能很好睡眠的权利。总之，按科斯定律的观点，只要初始权利被有效界定，总能找到解决邻里纠纷的办法。但是，即使各国法律基本都规定居民区下半夜不得制造噪声污染，你真能按科斯定律所暗示的那样，去起诉你的邻居，强制要求他要么放弃、要么补偿吗？其结果，不仅打官司过程特别麻烦，而且邻居也没的做，更别想着关键时刻“远亲不如近邻”。
剪纸《远亲不如近邻》（来源：wenming.cn）
相比较而言，此时行为经济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则更为合适。这一方案是基于奥地利行为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提出的所谓“互惠性合作”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人们总是有条件合作的。如果有人予我以善意，我们倾向于回报以善意；如果有人帮助了我们，我们将把回馈作为义务。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正确的办法不是去与邻居发起一场争吵或诉讼，而是友好协商。比如，某天晚上，你可以敲开邻居的门，真诚地赞美他的音乐品位高，真诚地表达与他为邻是件幸运的事。然后友善提醒，因为自己睡眠很浅，如果半夜时分把音量调低些，那将会更好。为此，你敲对方门时甚至可以带个小果篮之类。这些善意的言辞以及一个小果篮并不值多少钱，却换来安静的睡眠以及邻居同样善意的回馈。行为经济学还主张，一定要把社会长期交往形成的规范，考虑进经济主体的行为。以是否应该随手关灯这件小事为例。人一旦离开，是否应该随手把灯关掉？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假设电费是十五美分每千瓦时，我使用一个二十瓦的灯泡。如果我让这盏灯开启十小时，它耗电二百瓦时的能源，总成本为三美分。把灯关掉，一小时能为我节省不到一分钱。假设我要出去玩两小时，在出门前，停下来，先思考一下是否把灯都随手关了，然后返回到每间屋子检查，果然发现共六盏灯亮着，然后都关掉，共花了五分钟。关掉六盏二十瓦的灯，两小时可以节省一百二十瓦时，折合一点八美分。但这钱是否值得耗费我五分钟的时间？除非我的小时工资低至每小时二十二美分。况且，人走后把灯开着，还有利于家里安全，也方便晚上回来时进家门。这样一算计，传统主流经济学家如贝克尔之类，的确从来反对“随手关灯”一说，甚至私底下称之为“穷人的习惯”。
但行为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注意到，如果账目真算得如此明了，为何家庭成员还常为是否随手关灯这样的小事而发生争吵呢？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关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你是否关注他人的愿望，以及通过诸如关灯这样的小事来表达我们对他人的在意”。“随手关灯”是在战后的紧缩岁月成长起来的那代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且这一习惯已经由一代代人传下来，几乎成为习俗。我们选择“随手关灯”，不是为了节约钱，也不是电力供应不够，而更多是我们需要在自我选择时尊重上代人的偏好。如果你为了关不关灯去与父母算上面那笔账，你破坏的是家庭里的和谐。把“尊严、公平、信任和赏识”这样的非功利性考虑，整合进传统经济学关于个人偏好这一概念，又是行为经济学一个突出的贡献。下文提到的《怪诞经济学》在国内被译作《超级魔鬼经济学》，英文原版书为Super Freakonomics（Steven D. Levitt[史蒂文·D·莱维特]、Stephen J. Dubner[斯蒂芬·J·杜布纳] 著,来源：jd.com）
畅销书《怪诞经济学》作者之一的斯蒂芬·J.杜布纳，曾经是传统主流经济学“铁粉”，认为钱是世界上唯一的有效激励方式。按此逻辑，他曾认为空姐应该得到和出租车司机以及宾馆服务员一样多的小费。在一次飞行中，他试图给空姐小费。然而当他把钱递给对方时，这位空姐很愤怒，不仅拒绝小费而且还反驳道：“你看错人了！”从此，他再也没试过这样的事。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说，钱只是人们做出选择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特别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要知道，员工们会觉得现金奖励本质上是“贿赂”，只是让他们去做他们本应该做的事。一些研究表明，获得奖金的员工可能一开始工作很努力，但这种效果很快就消失了。决定员工努力的动机有很多，与其说是实际工资或工作类型，不如说是员工是否感到受到公平对待，是否感到被尊重与被信任。如果管理者对员工具有同理心和体贴，给予员工更高程度的信任与尊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组织的一部分，这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内在动力和绩效，而财务激励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点。总体上看，行为经济学大量吸纳了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一些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心理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行为经济学已经建立起一个新框架，能够有效解释一些传统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但也正因此，行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的边界已变得十分模糊。这反过来又对主流经济学学科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并且也被不少经济学大家所诟病。所以，未来经济学发展将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凯恩斯会怎么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美]特吉凡·彼得格著，卢周来译，译林出版社即出）